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修正稿）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修正稿）
1963年8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
意见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审理了大量的民事案件，开展了法纪宣传教育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民事审判工作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民事审判政策，现在仅就民事审判工作中有关财产权益和婚姻家庭两个方面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党的政策，国家的法律、法令及各地的审判实践经验提出一些意见。
一、关于财产权益纠纷方面的问题
财产权益纠纷近年来有显著的回升，类型也很多，但其中所争执的财物较多和影响面最大的是集体与集体、集体与国家之间的土地、山林、水利纠纷；数量最多的是房屋纠纷。这些纠纷往往涉及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甚至有的混杂着敌我斗争，是直接关系到维护社会主义所有制，增强人民内部团结，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防止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重大社会问题。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财产权益案件时，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有关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首先保护国家与集体的利益，同时也要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正常进行；从有利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稳定，有利人民内部团结和有利生产、有利进步出发，向损害国家、损害集体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以及封建残余势力作斗争。
（一）土地、山林、水利纠纷问题
当前发生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原因主要有五种：一、因公社体制调整，新划界址不清，或者调整不合理引起的纠纷；二、土地改革、合作化或公社化时所遗留的问题；三、由于河流、湖泊自然变迁引起的纠纷；四、宅基地的使用权纠纷；五、社员个人或集体侵犯国家、集体和他人的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而引起的纠纷。上述纠纷绝大部分是属于集体与集体或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纠纷，其中有的纠纷由于封建宗法观念或者地、富、反、坏分子乘机挑拨破坏，如不正确及时处理，往往会酿成群众性的哄闹、械斗，危害很大。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些案件，必须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配合有关部门，调查研究，弄清事实，根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党的有关政策、法律，提出处理意见，尽量进行协商解决。特别是山林、水利等生产纠纷引起的群众械斗事件，法院应在党委直接领导下，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迅速采取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分清是非，分清敌我，区别对待，妥善解决。对打死打伤人的犯罪分子，要依法处理，对少数反坏分子乘机破坏的，要依法严惩。在具体处理案件时，应掌握以下几点：
1．对于土地纠纷，总的应当根据土地所有权归国家与集体（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山、自留地、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的原则，结合具体情况，予以合理解决。
集体与集体之间因公社体制调整、调整插花地和合作化、公社化的遗留等问题引起的纠纷，应当根据1962年2月13日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的原则精神，原来“四固定”的土地，如果是合理的或者大体上合理的可以基本不动，个别调整。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几年来变动很大，队与队之间过于悬殊，群众要求调整的，应当进行调整，但是不要打乱重分。并且在便利生产、有利改良土壤、培养地力、保持水土、增加水利建设等前提下处理。如因土地调整致使一方亏损的，应当退还或者补给一定的土地。如系因所有权不明或者地界不清引起的，应调查研究确定所有权。如经查证无据的，可根据上述原则，报请应管辖的人委酌情划定。土地上已种植的作物，应该通过协商，一般的当季作物谁种归谁，也可以由原主付给对方合理的工本费用。
对于自留地纠纷，应当根据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的精神处理。对于坟山、坟地纠纷，在不严重影响生产和集体利益的情况下，也要适当的照顾到历史习惯。
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纠纷，社员的宅基地，包括有建筑物和没有建筑物的空白宅基地都归生产队集体所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但仍归各户长期使用，长期不变。宅基地上的附着物，如房屋、树木、厂棚、猪圈、厕所等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有买卖或租赁房屋的权利。房屋出卖以后，宅基地的使用权即随之转移给新房主，但宅基地的所有权仍归生产队所有。社员不能借口修建房屋，随便扩大墙院，扩大宅基地，来侵占集体耕地，已经扩大侵占的必须退出。
对于集体与集体之间一方侵犯另一方所有权的，应当制止这种不法行为，将土地归还原主，已种植作物的，可由原主付给一定的工本费。如侵占的系荒地，可经过双方协商，由开垦者续种一定时期，也可有补偿的退回原主。社员个人侵占集体土地或者他人使用的自留地、开荒地、宅基地、坟山等，应当予以制止，令其归还原主，其所用工本费，可协商解决。
2．山林纠纷，总的应该从有利发展山区生产，保护山林，便于经营管理和合理利用山林资源的原则出发，照顾历史情况和群众的实际需要，统盘考虑，予以合理解决。
集体与集体之间因争所有权的纠纷，一般的应以高级社时期已经确定的产权为基础，并参照历史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长期不变的原则处理。
凡是按照规定已分配给社员经营的自留山，应根据长期不变的精神处理。高级社时期已划归社员所有的零星树木和公社化以来社员在屋前屋后或者在生产队指定的地方种植的树木，都应归社员永远所有。
对于历史习惯性的砍柴与封山育林之间的矛盾而发生的纠纷，应当在保护山林所有权的前提下，强调封山育林，同时也要照顾历史习惯，通过协商办法，适当解决群众烧柴的实际需要。
对于集体或者个人滥伐、盗伐国家、集体、个人的树木的，必须按森林保护条例的规定严肃处理。一般的应酌情令其赔偿，情节严重的，除追回物款外，并应予以刑事或其他处分。对明知林权不清，也不经请示，而擅自砍伐树木的，应按滥砍处理。对于因山界不清而误砍树木的纠纷，要查明情况，划清山界。对误砍的树木应予退还或补偿，但不要作其他处罚。
3．关于水利和水上资源的纠纷，一般的应以原来所决定的所有权或者根据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为基础，参照历史习惯，从便于管理，保护维修和充分综合利用的原则出发，本着团结、互助、互利的精神，予以合理解决。对于违犯合同或公约而造成对方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
（二）房屋纠纷问题
房屋纠纷，目前主要有：一、土地改革遗留问题；二、退赔遗留问题；三、房屋买卖纠纷；四、典当回赎纠纷；五、租赁纠纷；六、有关城镇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纠纷。上述纠纷中有的是正当的合理的要求；也有的是进行房屋投机倒把活动；有的是房主借房屋缺乏的情况，任意抬高租金或转租、强行收房；有的是不法资产阶级分子乘机倒回已经社会主义改造的房屋；有的是地富分子进行反攻倒算。
处理房屋纠纷，应当根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党的有关政策与国家法律的规定，首先注意保护国家、集体所有的房屋不受侵犯；保护依法属于公民个人所有的房屋，不受侵犯。目前在城市要打击不法资产阶级分子反改造的活动；在农村要打击地主、富农分子反攻倒算的破坏。在上述原则下，处理具体案件时，要注意房屋维修，鼓励房屋建筑，合理使用房屋和稳定住房秩序，既要照顾住户的经济情况和需要，又要保护房主的合法收益和正当的合法买卖。
1．对土改遗留问题的处理，一般的应该以土改时决定的产权为准，当时决定归谁所有，即应归谁所有，不再变动。如将当时在外地的中、贫农的房屋已确权给其他贫雇农，而现在回到农村又确实需要房屋的，原则上不退给原房屋，可由生产队设法另行安置，如果经过协商双方同意，也可退还给原房屋，由生产队设法补偿对方的损失。凡是土改时在外地已分得房屋的，不退给原房屋，也不另行分给房屋。如果土改时不应分给房屋的人，以欺骗手段侵占了当时在外地的劳动人民的房屋，原房主现在提出要房时，应予退还或者采用给予补偿的办法予以合理解决。地主、富农在土改时应没收而被遗漏的房屋，应当按照土地改革法予以没收，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
2．关于退赔遗留问题，应当根据党的退赔政策处理，凡是从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向公社、生产队、社员个人平调的房屋，坚决退赔。原房屋还在的，应退还给原房屋。如果原房屋已拆毁或者不能退或者马上退有困难的，应作价补偿或者转为租赁关系。如果社员的住房因而发生困难的，应调给相当的房屋或者设法帮助修建。
3．凡是依法准许买卖的房屋，经过正当合法手续确定了房屋买卖关系的，应保护双方的权利，一方不能反悔废除买卖契约。出卖人应按期交出房屋，不得追价或倒回房屋；买主应按期交付价款。对于因“共产风”影响，买卖双方都故意未全部执行买卖契约而引起纠纷的，一般的应维持买卖关系。但在处理时，应适当地考虑到房价是否合理和双方的实际需要。如果房价确实不合理或者由于拖延执行造成出卖人的损失，可说服买主适当增加房价或给予补偿。如果买主有房住而出卖人确实需要居住此房的，也可以调解将房屋退回出卖人，由出卖人适当补偿买主的损失。
4．劳动人民之间的房屋典当权，除土改中已经解决者不再变动外，应当予以承认，在典期届满时准予回赎。如典当契约已载明过期不赎作为绝卖的，按契约规定处理。如因典当契约未载明回赎期限或过期作为绝卖的，可根据当地规定或参照当地劳动人民的历史习惯，予以合理解决。
在处理回赎问题时，应照顾双方的实际需要情况，如果承典人确实无房住，而出典人又不缺房的，可调解延期回赎，也可回赎一部。房屋回赎后，出租或出卖的，原承典人在同等的价格上有优先承租、承买权。如因典价折算发生纠纷时，原则上应按国家规定牌价为准，但是要考虑到双方当事人的经济情况，回赎目的和住房等实际情况，进行协商解决。
5．对于房屋租赁纠纷，应本着既保证房主所有权，又保障房客有房可住的原则处理。公民个人依法有权出租属于个人所有的房屋，并收取公平合理的租金。房主不能任意增租、强行收房，房客也不能拖欠房租或转租。租期届满，房主确因住房困难要求收回自住的，应当允许，但必须给承租人找房搬家的时间。
6．对转手倒卖房屋或房屋材料，从中牟取暴利，进行投机活动的，应严肃处理，除倒回物款外，情节严重的，还应酌情依法处理。
7．对有关城镇社会主义改造的房屋纠纷，应按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精神处理，坚决制止不法资产阶级分子非法倒回房产的行为。
8．对属于地、富分子反攻倒算的破坏行为，应予以坚决打击，不应作一般房屋案件处理。
二、关于婚姻家庭纠纷方面的问题
婚姻家庭纠纷历年来占全部民事案件的80％左右。发生纠纷的原因和情况是极为复杂的，一般都或多或少的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婚姻观点与资本主义的甚至是封建主义的婚姻观点的斗争。婚姻家庭纠纷，是关系到人民的进步和幸福，子女的身心健康，共产主义道德的树立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因此，处理婚姻家庭纠纷，必须根据党的婚姻政策和婚姻法的规定，坚持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利益、尊老爱幼的基本原则，强调巩固和改善婚姻家庭关系，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思想，本着有利团结、生产和进步的精神，处理具体案件。同时，由于婚姻家庭纠纷一般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当事人的思想情况错综复杂，因此，必须坚持“调解为主”的方针，认真地细致地做透思想教育工作。
（一）离与不离的基本原则界限问题
在处理离婚案件中，最主要最难掌握的问题是如何划清离与不离的基本原则界限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首先是从他们的婚姻基础（指自由结合还是包办）、婚后感情和离婚的原因，来查清夫妻关系是否还可以维持；其次要充分考虑子女的利益和社会的影响。对于那些感情还没有完全破裂，离婚理由不当，尤其是结婚多年生有子女，经过教育有重新和好可能的，不要判决离婚。应当向他们进行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使他们慎重考虑，珍惜他们的夫妻关系和子女的利益，照顾社会影响，重归和好。
对那些原来婚姻基础、感情都好，由于一方确实因资产阶级思想、喜新厌旧，腐化堕落提出坚决离婚，而对方又坚决不愿离婚的，法院应协同有关部门，支持有理的一方，严格批评教育错误的一方，促使双方和好，不要轻率判离。对于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可以建议有关部门给予应有的处分。对那些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确实不可能和好的，法院应积极做好坚持不离一方的思想工作，判决离婚。
（二）重婚问题
重婚是有配偶的男女，未曾办理离婚的法律手续，又与他人登记结婚的，或者虽未登记，而实际上已构成重婚的。重婚是违法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原则上应当维持原配夫妻关系，宣布重婚关系无效。对于重婚行为应根据重婚的原因、情节和后果予以适当处理。
凡是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确实因生活困难而与他人重婚的，可以不按重婚罪论处，但应进行批评教育。对于婚姻问题的解决。原则上应维持原来的婚姻关系。在具体处理案件时，既要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也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婚姻基础、感情好坏、重婚时间长短、有无子女等全面加以考虑，妥善处理。对那种原来夫妻感情还好，并有恢复和好可能的，应尽量作好调解工作，争取与原夫和好。如果原来夫妻感情不好，女方坚决不愿回去的，或者外出重婚的时间长，与后夫感情很好，而且已生儿育女的，经动员教育无效，可以说服原夫调解或判决离婚。无论离与不离，均应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不要简单强制女方回原夫家，女方同意回去的，也应作好家庭和群众工作，消除舆论障碍和女方的思想顾虑。同时，要防止侵犯人权和抢婚械斗事件的发生。
对重婚纳妾或者好逸恶劳，贪图享受，重婚骗财屡教不改的分子，应给予适当的刑事处分，并解除其非法婚姻关系。
（三）买卖婚姻问题
买卖婚姻，是指第三者（包括父母）以索取大量财物为目的，强迫包办他人婚姻。买卖婚姻是法律所禁止的违法行为。对于以索取财物为目的，强迫包办他人婚姻的人，一般的应给予严肃的批评教育，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可酌情给予刑事处分。如果因买卖婚姻提出离婚，又确实未曾建立感情的，应当准予离婚，用于买卖婚姻的财物，应区别对待，是否没收，可根据当地情况提出具体的处理方案，报请省委决定。如果尚未结婚或者结婚时间不长，因买卖婚姻造成男方生产、生活上的严重困难，可酌情令收受财物的人返还一部或全部。但不能因返还财物妨碍婚姻自由或再次造成买卖婚姻。如果婚姻基本上系自主自愿，一方父母虽然索取了对方小量财物，对于这种问题主要是进行正面教育，提倡新风尚的问题，不应作为买卖婚姻处理。对于索取的财物，不予没收，一般的也不予追还，如发生争执时，可根据具体情况参照上述精神合理解决。
对于以骗财为职业的媒婆和拐卖妇女的人贩子，必须根据情节，依法严加惩办，其所得财物一律没收。
（四）保护军婚问题
保护革命军人婚姻问题，是巩固革命军人的战斗意志，巩固部队、巩固国防的重要问题，是人民法院的一项经常性的政治任务。破坏军人婚姻的现象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各级人民法院必须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依据具体情况分别对待，严肃处理，不得拖延。在具体处理时，一般的应当对当事人予以批评教育，责令其具结悔改，建议党、团、行政组织，予以适当的纪律处分，制止其违法行为；凡属利用军属困难进行挑拨、引诱或利用职权威胁进行奸污的，应根据情节轻重和影响大小依法惩处；对那些情节特别恶劣的坏分子，特别是少数为非作歹的坏干部，必须依法从严惩处。
对于有关现役革命军人的离婚和取消婚约纠纷，必须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最高人民法院、内务部等历次有关指示，从保护革命军人婚姻关系出发，予以正确处理。如果男女双方都是军人或者军人提出离婚的，应按照一般婚姻案件处理。如果军人配偶向军人提出离婚或者要求取消婚约的，应按照或者比照婚姻法十九条的规定，必须取得军人的同意。具体处理时，应该特别慎重，要会同有关部门向军人配偶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使他们放弃离婚或取消婚约的要求，与军人重归和好。如果双方关系已完全破裂不可能和好的，可通过军队政治机关向军人进行工作，待军人同意时，才可准予离婚或取消婚约。
（五）离婚案件中的财产和生活费问题
离婚案件的财产纠纷，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各种财产应如何处理的问题。有的法院对妇女应得的财产保护不够，有的由于让妇女退出大量财物，影响到妇女的婚姻自由。有的法院对妇女借离婚索要大量的生活费或男方为了达到离婚目的假许给付大量的生活费，没有认真负责对待，造成判决后执行的困难。
处理离婚后的财产和生活费纠纷，必须根据婚姻法的规定，本着有利生产和切实保护妇女与子女的合法权益的原则处理。妇女的婚前财产应归妇女所有。对其他财产，如房屋、家具、生产工具等，最好由双方协商合理解决，如协商不成，应根据双方结婚时间的长短，家庭财产的变化情况和双方的实际需要等，予以合情合理的解决。男女双方本人生活必需的衣物用品，应归本人所有。口粮、工分和根据按劳分配的其他物款以及自留地收益等，除共同生活已用的外，应按家庭人口共同分配。女方离婚后未再婚，如果在一定时期内不能独立维持生活的，应由男方根据实际情况负担适当的生活费。对一方年老、残废或有病等实际上无劳动能力，而又无依无靠的人，必须更好的予以照顾，必要时则判给较长的或者长期的生活费。
（六）继承问题
处理继承纠纷，应根据宪法和婚姻法的规定，本着保护法定继承人的合法继承权，同时又要提倡互相扶助和抚养的共产主义道德风尚。被继承人的遗产，首先应由其配偶、子女和父母来继承。如果没有配偶、子女和父母的，同胞姊妹兄弟有继承其财产的权利。同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中继承的财物和数额，应首先照顾未成年和无劳动能力的人，其次应考虑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生前所尽扶养义务和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情况。对那些有虐待遗弃被继承人行为的人，也可不准其继承。遗嘱人可以将其私有财产的一部或全部，给予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数人，也可以给予国家或集体，或者任何个人。但遗嘱人不能剥夺未成年或其他无劳动能力的法定继承人的应继承份。遗嘱不能违背国家的法律规定。无法定继承人又无遗嘱的，其遗产应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其生前的合法债务应由遗产中偿还。
寡妇结婚时，可以把应该归她继承的遗产带走，任何人不能干涉。但如果她已生有子女，又不带走，应先保证留下子女足够的生活费用。
驻马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驻马店市建筑节能闭合式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河南省驻马店市人民政府
驻马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驻马店市建筑节能闭合式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驻政〔2009〕77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工业集聚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驻马店市建筑节能闭合式监督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驻马店市人民政府
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驻马店市建筑节能闭合式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建筑节能闭合式监督管理，进一步开展建筑节能工作，根据《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国务院第530号令）、《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第279号令）及《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建设部第143号令）、《河南省建筑节能闭合式监督管理办法》（豫建〔2007〕31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民用建筑，是指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民用建筑的新建、改建、扩建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活动及建筑节能管理，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建筑节能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职责及监督管理
第四条 建筑节能管理部门要加大对建筑节能的管理力度，搞好建筑节能宣传工作，抓好各种与建筑有关的节能标准执行与实施的监管、节能运行体系管理和节能示范工程建设，加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设及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监管工作，遏制高能耗建筑的建设。
第五条 建设单位应按照国家建筑节能政策要求和我市现行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委托设计与施工，不得擅自变更经审查合格的建筑节能设计文件，不得明示或暗示有关单位使用不符合建筑节能标准的各种材料和设备,降低节能技术标准。如需变更设计内容须由原设计单位负责修改，并报原施工图审查机构重新审查合格。
第六条 设计管理部门应要求设计单位在设计时严格按照建筑节能执行标准进行设计,要把节能设计落实到建筑热工、结构性能、机电设备等各个专业，并应提供节能热工计算书，明确建筑节能措施及目标。对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注明墙面、地面、屋面、门窗、幕墙等的选型、构造及节点处理方法等。采暖、通风、制冷空调及配电、照明、智能控制等安装工程的设计应符合国家及省、市现行相关标准、规程要求。在设计时，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建筑应用和节能型照明灯具的应用。
第七条 施工图审查时应严格按照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进行专项审查，在审查报告中单列包括建筑节能设计和建筑物使用能耗专项说明的节能审查章节，明确审查结论，不符合节能强制性标准的，不得出具审查合格报告。审查合格的，由审查机构出具审查报告并详细填写《民用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登记表》，报至建筑节能管理部门备案。设计变更不得降低建筑节能效果。当设计变更涉及建筑节能效果时，应经原施工图设计审查机构审查，在实施前应办理设计变更手续，并获得监理或建设单位的确认。建筑节能施工图设计经过审查备案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
第八条 施工总承包企业在进行节能分项工程分包时，应将节能分项工程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应按照经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和批准的施工方案对建筑节能工程进行施工；施工现场必须具有相应标准，建立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健全施工质量控制、质量责任和检验制度。工程开工前，施工单位必须制定节能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并报监理（建设）单位审批，对施工作业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和必要的操作培训；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墙体材料、保温隔热材料、节能门窗及采暖、通风、空调和照明设备等严格进行取样检验。施工时必须使用经确认的新型墙材和经认证、备案的节能产品。
第九条 监理单位应严格按照经审查合格的建筑节能设计文件和国家及省、市现行相关规范、标准的要求实施监理。对违反规定擅自改变节能设计、未按节能设计进行施工、选用未获得认证及备案、推广的建筑节能产品和技术的，监理工程师不得签字认可。工程监理完成后，监理单位应在工程质量评估报告中明确建筑节能标准的实施情况。
第十条 检测机构应取得建筑节能材料见证取样检测资质或建筑节能检测资质后，方可从事建筑节能方面的检测工作。建筑节能检测机构完成检测后，应及时出具加盖检测机构公章的检测报告。
第十一条 建设、设计、施工单位应当选用获得国家及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证及备案、推广的建筑节能技术、材料、产品和设备，严格按照规程组织施工，确保建筑节能材料、产品质量和节能技术的可靠性，促进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
第十二条 工程质量监督管理部门要依法加强对民用建筑节能工程的监督，规范参建各方的质量行为，确保节能标准的实施率。现场监督人员应重点对建设工程现场的建筑节能材料、产品和设备质量，以及分部（分项）工程施工过程进行监督检查。在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时，应当查验该工程的《民用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登记表》。在施工过程中，要加强对选用的建筑节能材料、产品的抽查和对建筑节能重要部位的检查，要对建筑物的围护结构（含墙体、屋面、门窗和玻璃幕墙等）、供热采暖和制冷系统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各职能部门要依法加强建筑节能监督检查工作，维护好全市建筑节能市场秩序，加大建筑市场中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加大对建筑节能材料、产品和设备使用的监查力度，对在工程中使用不符合要求的节能材料、产品和设备的单位依法进行处罚。
第十四条 建筑节能分部工程由建设单位组织有关单位进行专项验收，验收结果上报建筑节能管理部门。工程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监督报告中要对建筑节能分部工程进行评述。建设单位在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时，要有建筑节能专项验收情况报告，未进行建筑节能专项验收的工程，不得进行工程竣工验收和备案。
第十五条 各级建筑节能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新建大型公共建筑执行工程建设节能强制性标准情况的监督管理，遏制高耗能建筑的建设；对建成的大型公共建筑应进行建筑能效专项测评。要建立并完善既有大型公共建筑运行节能监督体系，研究制定公共建筑用能设备运行标准及采暖空调、热水供应、照明能耗统计制度；要对政府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进行能效测评，并将测评结果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对其中能耗高的要逐步实施节能改造。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相关规定，将依据《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国务院第530号令）、《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第279号令）及《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建设部第143号令）、《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建设部第134号令）的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罚。
第十七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建筑节能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驻马店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法学近代化论考
何勤华
法学近代化，是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几年，我们在法制近（现）代化方面已推出了诸多成果，但对法学近代化问题则尚未展开充分的论述。本文试对法学近代化的模式、法学近代化的内涵及其表现、法学近代化的若干规律等谈点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法学近代化是自中世纪后期开始的波及整个世界的一场法学变革和进化运动。为了不使人们对本文的论题产生歧义，我们先就法学近代化中“近代”一词作些界定。《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对“近代”一词的释义为：“1.过去距离现代较近的时代，在我国历史分期上多指十九世纪中叶到五四运动之间的时期。2.指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第一种解释在时间的上下限上与国外有诸多分歧，⑴所以，本文取其第二种释义。⑵换言之，本文所说的“法学近代化”，主要是指法学的（自由）资本主义化，即法学作为一门学术，具有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水平和特点。
那么，世界各国法学近代化的过程是怎样的呢？限于篇幅，我们仅就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的法学近代化状况作些分析。
在英国，由于其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其经济、政治和法律的近代化（资本主义化）不是在短时间内、通过激烈的方式，而是在一个漫长的时间内，通过和缓的、改良的方式实现的，与此相适应，英国的法学近代化也是在中世纪封建法学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法学成果的继承和改造慢慢实现的。
早在中世纪后期，英国就发展起了比较发达的法学形态。格兰威尔（R.Granville，1130-1190）的《中世纪英格兰的法和习惯》（1187年）、布雷克顿（D.Bracton，约1216-1268）的《关于英国的法和习惯》（1250年）等标志着英国封建法学的成熟与发达。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的酝酿和爆发，16至18世纪的法学家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对封建法律制度和原则作出新的解释，加上同一时期国会大量颁布确立资产阶级原则和内容的新法律，英国的法学开始走上近代化道路。
1628至1644年，科克（E.Coke，1552-1634）的《英国法总论》（全四卷）面世。在这部被西方学者誉为英国法百科全书的著作中，科克开始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以16世纪的观念，对英国普通法的整体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从而使英国普通法开始走上近代化的道路。⑶1689至1690年，洛克（J.Locke，1632-1704）的《市民政府论两篇》（中文译为《政府论》）发表。在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中，洛克对保皇党人鼓吹的君权神授和王位世袭以及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理论作了全面的批判，对议会制度、自然法、立法权以及权力的分立等作了系统的阐述，从而为英国近代资产阶级宪政体制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建立英国的法理学、宪法学创造了条件。18世纪中叶，英国王室法院首席大法官曼斯菲尔德（Lord
Mansfield，1705-1793）运用近代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其所作出的一系列判决中，初步确立起了各项资产阶级的私法原则。而布莱克斯通（Sir
W.Blackstone，1723-1780）则在《英国法释义》（全四卷，1765-1769）这部不朽的作品中，进一步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对英国的普通法作了全方位的诠释和改造，从而初步完成了英国中世纪封建法学向近代资产阶级法学的过渡。以后，经过边沁、奥斯汀、梅因、戴雪（A.V.Dicey，1835-1922）、梅特兰（F.W.Maitland，1850-1906）等学者的努力，近代英国的法理学、宪法学、私法学和法律史学等也都先后形成，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近代资产阶级法学体系。此外，1758年和1800年，英国分别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开设了用英语讲授的英国法课程（在此之前，只讲授罗马法）。这种大学法学院教育，连同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数百年的“法律学院”（Inns
of Court，也译为“律师公会”）教育，在英国培养起了一个职业的法学家阶层，使英国法学近代化具有了坚实的基础。
在欧洲大陆，法国和德国也在18至19世纪实现了法学的近代化。
就法国而言，早在君主专制时期，适应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法权要求，就出现了博丹（J.Bodin，1530-1596）的国家主权理论和朴蒂埃（R.J.Pothier，1699-1772）的私法学理论。这些理论，虽然还带有不少封建制度的影响和痕迹，但却为近代法国资产阶级法学的成立提供了历史基础。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胜利以及稍后拿破仑统治时期各大法典的制定颁布，为法国近代法学的确立开辟了道路。在革命前夕，孟德斯鸠、卢梭以及罗伯斯比尔等思想家的法律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近代法国的法理学。19世纪中叶以后，艾斯曼（A.Esmein，1848-1913）、狄骥（L.Duguit，1859-1928）、马尔佩（R.C.Malberg，1861-1935）等人的理论，奠定了近代法国资产阶级宪法学的基础。莱菲利埃尔（E.Laferriere，1841-1901）、狄骥、贝泰勒米（H.Berthelemy，1857-1943）以及奥利弗（M.Hauriou，1856-1929）等学者的努力，在法国建立起了近代行政法学。而奥伯利（Aubry，1803-1883）、劳（Rau，1803-1877）、萨莱耶（R.Saleilles，1855-1912）和惹尼（F.Geny，1861-1956）等学者的成果，则确立起了法国近代系统发达的私法学体系。此外，早在16世纪，在法国就形成了一个职业的法律家集团。⑷167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
Ⅳ，1643-1715）下令在巴黎大学第一次开始以法语（代替以前的拉丁语）讲授法国法课程后，⑸法学教育迅速在法国各大学中普及。大革命胜利后，法国各大法典在大学中的讲授，进一步促进了近代职业法学家阶层的形成和壮大，并为法国法学的近代化创造了必需的条件。
就德国而言，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发生得比较晚，且具有妥协的特点，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即德国的统一）也迟至1871年才得以实现，但法学的近代化却在17世纪就已经开始。普芬道夫（S.Pufendorf，1632-1694）、沃尔夫（C.Wolff，1679-1754）等人的自然法理论，标志着近代法哲学思想开始在德国兴起。康德和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进一步为德国近代法理学和法治国家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胡果（G.Hugo，1764-1844）和萨维尼（F.C.Von
Savigny，1779-1861），追随者普赫塔（G.F.Puchta，1789-1846），以及耶林（R.Von
Jhering，1818-1892）、祁克（O.P.Von
Gierke，1841-1921）等学者的法哲学理论，进一步表明了近代德国法理学的博大精深。胡果的《实定法哲学之自然法》（1798年）和《潘德克顿》（1805年），萨维尼的《现代罗马法的体系》（全8卷，1840-1849），以及温德海得（R.Windscheid，1817-1892）的《潘德克顿教科书》（全三卷，1862-1870），确立了近代德国民法学的基本体系。而盖尔伯（C.F.W.Von
Gerber，1823-1891）的《德国国法体系纲要》（1865年）、拉邦德（P.Laband，1831-1918）的《德意志帝国宪法论》（全三卷，1876-1882），以及奥托·迈尔（Otto
Mayer，1848-1924）的《德国行政法》（全二卷，1895-1896），则分别确立了近代德国的宪法学和行政法学。而17至19世纪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等法学院的教育，以及1813至1814年海德堡大学民法教授蒂鲍特（J.Thibaut，1772-1840）和萨维尼之间进行的关于编纂法典的争论，对近代德国法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英、法、德等国这种自发的模式不同，近代美国、日本和中国等国家的法学近代化，则走上了一条移植、改造并日益本土化的道路。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由于与英国的同种同缘，以及社会性质的大体接近，英国法律和法学的移植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奠定美国近代法学基础的肯特（J.Kent，1763-1847）和斯托里（J.Story，1779-1845）的评注美国法的作品，⑹都是模仿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作品而成。从近代美国法学的内容来看，法哲学、行政法学、私法学和诉讼法学等，都受到了英国法学的巨大影响。同时，美国最早的一批职业法学家，或是在英国接受的法律教育，或是在美国自学布莱克斯通的著作而成长起来的。所以，美国法学的近代化，是在英国法学（从形式到内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然，美国近代法学对英国法学的移植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在吸收那些对美国有用的知识的基础上作了不少创新，如美国的宪法学（成文的宪法典、联邦制、三权分立、民主共和国的总统制以及违宪审查制），几乎都是美国经验的总结和阐发。此外，美国法学院的教育体制和内容、判例教学法等，也都是美国人自己的创造。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在法学研究领域还是封建法学的一统天下。当时法学的主要形态是对幕府颁布的法律的解释以及中国传入的法典的注释，前者有《御成败式目荣意注》、《芦雪本御成败式目抄》等，后者有《明律国字解》、《大明律例译义》、《大明律例谚解》等。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大规模地移植西方的法律，从1880年至1899年，先后制定了《明治宪法》（1889年）、《治罪法》（1880年）、《裁判所构成法》（1890年）、《刑事诉讼法》（1890年）、《日本民法》（1898年）和《日本商法》（1899年）等。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对这些法典的注释学，如伊藤博文的《宪法义解》（1889年）、穗积八束的《宪法大意》和《行政法大意》（1896年）、上杉慎吉的《行政法原论》（1904年），村田保、织田纯一等人的《治罪法注释》（1880年），矶部四郎的《刑事诉讼法讲义》（全2卷，1890年）、金子源治的《刑事诉讼法注释》（全2卷，1891年），牧野英一的《刑法通义》（1907年）、大场茂马的《刑法总论》和《刑法分论》（1909年），梅谦次郎的《民法要义》（全5卷，1896-1900年）。并出现了一批与法典注释学相区别的法哲学、法史学以及国际法学作品。此外，自1877年日本创办帝国大学（东京大学的前身）以后，日本资产阶级型的法律教育也开始起步。从而为日本法学的近代化培养了必需的专业人才。⑺
与日本的情况相似，中国的法学近代化也开始于向西方（包括日本）的学习、移植。如1864年，北京同文馆出版了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Martin）翻译的《万国公法》⑻，该书是中国近代第一本法学译著。1903年，中国近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受命主持修订法律的工作。在此后的近十年中，沈家本会同中西，致力改革，陆续引进了西方的宪政、民商、刑事、诉讼等各个领域的立法，并通过开办法律学堂、聘请外国法学教授、组织翻译外国法学著作，推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型的法理学及部门法学作品，如《法学通论》（织田万著、刘崇佑译，1907年）、《宪法讲义》（美浓部达吉著、王运嘉等译，1907年）、《商法》（志田钾太郎著、陈汉第译，1907年）、《刑法总论》（牧野英一著、卢汝冀译，1906年）、《刑法各论》（袁秋廉编译，1907年）、《行政法》（上海作新社编，1903年）、《国际私法》（夏同和著，1905年）等。但是，由于当时的国情与日本的不同，如中国的商品经济不如日本发达、中国在政治上仍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掌握实权，而日本已是革新派当权，中国深受儒学正统思想束缚，且在对外学习方面不如日本那样积极，以及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其上升为当时东方的强国，而中国因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等的惨败以及戊戌变法的失败，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加上中国在近代立法主体、立法目的、立法内容等各个方面与日本的差异，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极为艰难的道路，法学近代化的任务在近代没有能够完成，而是拖至现代才在形式上初步实现了法学的近代化。⑼
从以上回顾，我们可以看到，法学近代化实际上是两种模式：原生型和派生型，⑽前者有英、法、德等国，后者有美、日、中等国。而在后者之中，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美国，它虽是殖民地，但它的主体居民是宗主国的后裔，是同缘民族的殖民统治，它的近代化并无多大障碍。一种是日本，它虽受到西方兵舰、大炮的威胁、不得不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但它却是一个以主权国家的身份，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励精图治，改革内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并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实现了法学的近代化。第三种是中国。它的情况既与美国不同，也与日本相区别，所以法学近代化的道路更加特殊。⑾
从上述法学近代化的模式中，我们可以抽象、概括出法学近代化的内涵及其一些基本标志。第一，必须形成近代资产阶级的法学世界观。这一世界观，在各个法学家或法学流派的作品中的表述虽然不尽相同，但在如下一些方面，则是一致的：1.法律的渊源或是人类的理性（自然法），或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制定法），它是社会正义的体现；2.人的天赋的自然权利不可剥夺；3.国家或政府是人们之间通过协商、订立契约的产物。因此，国家或政府如果不能保护人民，人民就有权推翻它；4.必须用法律来治理国家，哪里没有法治，“哪里就肯定不再有政府存在⑿”；5.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力，具有神圣性，但它不能侵犯公民的生命和财产；6.法律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7.法律制定后必须坚决执行；8.法律面前人人平等；9.法律与自由相联系，没有法律，也就没有自由；10.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因此，必须用权力或法律来制约权力。这些对法的基本观念，逐步深入近代社会之中，成为一种法学的世界观（法学观），它决定了法学近代化的基础和方向。正是在这种法学世界观的指导下，资产阶级提出了宪法上的权力分立，国民主权，代议制，公民权利保护；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对国民的救济和补偿；民法上的民事权利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刑法上的罪刑法定主义，法不溯及既往，罪刑相适应，刑罚的人道主义；诉讼法上的无罪推定，抗辩主义，当事人主义；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海洋自由，以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自卫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中的人道主义等一系列资产阶级法制原则，从而使法学的发展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变。
第二，产生了系统发达的法律注释法。法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其重要的构成要素是法律注释学，这是区别于哲学、文学、美学、经济学等其他人文科学的重要特点。法律注释学虽然早在古代即已产生，如古代罗马的私法注释学、古代中国的刑法注释学等，即使在没有法典的中世纪英国，也产生了法律注释学即判例法注释学。但近代法律注释学不仅在规模和门类上远远超过古代和中世纪社会，而且其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古代中世纪的法律注释学阐述的是奴隶主阶级（罗马）、封建主阶级（中、英、日等）的世界观、法权要求和法律的基本原则，而近代资产阶级法学世界观阐述的则是资本主义的法权要求和法律原则。而且在古代和中世纪，法律注释学或者依附于神学（西方），或者依附于经学（中国），而近代法律注释学则从神学或经学的体系中解放了出来，并具有了规范化、技术化和科学化的特征。这一点，是近代资产阶级法律注释学与古代、中世纪法律注释学的最大区别，也是法学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三，出现了使法学成为一门发达的科学形态所必需的基础法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法哲学、法社会学、法律史学和比较法学。法学是研究法律这一社会现象的学问，当其仅仅局限于探讨什么是法等关于法律自身问题以及注释法律（判例）条文的程度时，它还处在前科学状态，只有当它对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法律与哲学、道德，法律与社会以及各国各民族法律之间的异同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全方位研究时，法学才开始成为一门具有近代特色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当然，法学与其他科学一样，其发展永无止境。现代以来，随着人们对法律与心理、法律与文化、法律与经济等问题研究的深化，又形成了法律心理学、法律文化学、法经济学等新兴的理论学科，从而进一步丰富、充实、完善了法学的内涵。
第四，形成了门类齐全、系统发达的各个部门法学。部门法学的概念，严格说来，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因为，在古代和中世纪，比如在罗马和中国，事实上还未达到按照各部门分门别类研究的水平。当时，在罗马，除了私法学，还没有形成宪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私法学在人们的眼中就是法学。在中国，情况刚好相反，只有刑法学是比较发达的，在人们的观念中，法学指的就是刑法（注释）学。对法的研究的分工日益细密，门类逐步齐全，是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近代国家机器的成熟发达相联系的。此时，不仅民法学和刑法学更为系统、发达，而且也进一步产生出了宪法学、行政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部门法学学科。各个部门法学之间也具有了相对独立性。部门法学的产生和发达，则是法学近代化的一个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