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几点简要思考

魏 勇


内容提要：
听证一般是指在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给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听证制度，《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试行）》结合税务实际对《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听证制度作了详细规定。本文在阐述行政听证程序的一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税务实践对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适用范围、主持人人选、听证笔录和申请人等几个问题进行了简要思考并提出了有关建议。
关键词：税务行政处罚 听证 简要 思考

听证一般是指在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给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听证的内涵是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听取当事人的意见”是英美普通法律追求自然公正原则的重要体现，自然公正原则要求给当事人充分的辩护权。听证制度和回避制度是构成自然公正原则的两个基本要件[1]。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听证制度是法治国家遵循正当程序，力行程序法治的产物。较早确立行政听证制度的是1946年的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这个法律的制定，改变了传统行政法上确立的“行政效率优先”原则，而代之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对行政权的行使加以控制的行政法原则。以后，很多国家在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同时，都规定了听证制度。
为了适应世界的发展趋势，完备我国的行政法体系，《行政处罚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我国行政处罚的听证制度。听证制度的确立是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税务行政处罚作为行政处罚的一种，听证程序在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中有利于税务机关客观、公正、全面地弄清案件事实，有利于减少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强化税务机关内部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督，有利于税法宣传和税收法制教育，有利于促进依法行政、依法治税。当然，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还存在很多不可忽视的问题，下面，笔者对其中的几个问题进行简要思考。

一、关于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
行政处罚听证范围的大小，实际是公民权利在行政处罚上受保障程度和行政权力受限制程度的反映。听证范围广，说明《行政处罚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较充分和对行政权力的限制较充分。反之亦然。听证范围的确定，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即：个人利益原则与公共利益均衡原则，成本不大于效益原则。[2]
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各国界定听证范围的标准有两大类，一是根据行政行为的性质和种类适用听证程序的范围，我们称之为行为标准；二是根据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利益范围确定适用听证程序的范围，我们称之为利益标准。” [3]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听证程序。可见，我国将听证范围仅限于个别严厉的行政处罚行为，采用的是行为标准。值得一提的是，《行政处罚法》听证范围的“等”是“等外等”还是“等内等”，目前学术界和实务部门争论很大，有人认为，既然《行政处罚法》以列举的方式规定听证范围，则行政处罚法适用听证范围仅限于列举的三种，“等”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虚词，有些地方在制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时已经把“等”字去掉了。[4]也有人认为，适用听证程序的范围是难以一一列举的，为防止挂一漏万，这里的“等”字表明还有其他行政处罚可纳入听证范围。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
为了探讨税务行政处罚听证范围，首先要明晰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4年1月17日新修订的《税务行政复议规则（暂行）》（以下简称《复议规则》）第八条第（五）项，税务行政处罚有罚款、没收财物和违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三种。但笔者认为，除了上述三种税务行政处罚种类外，就目前税务实践而论，还应包括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停止抵扣进项税额权、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三种（参见拙文《浅论税务行政处罚构成要素》）。为了明确税务行政处罚的听证范围，《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税务听证实施办法》）第3条规定：“税务机关对公民作出2000元以上（含本数）罚款或者对法人或者对其他组织作出1万元以上（含本数）罚款的行政处罚之前，……并告知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由此可见，税务行政处罚听证范围仅限于较大数额的罚款。笔者认为，就税务实践来说，税务行政处罚听证范围存在以下问题：
（一）听证范围太窄，不符合设立听证程序的立法初衷
笔者所在单位南充市国税系统共辖十个县级税务局，按《税务听证实施办法》规定的听证标准和范围，自1996年《行政处罚法》实施近8年以来，共举行了6次税务行政处罚听证，平均1年还不到1次，可见税务行政处罚听证案件是很少的。所以，进一步扩大税务行政处罚听证范围，并不会降低税务行政效率。此外，听证是保障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根据“行为标准”按理应当将最严厉的处罚行为全部纳入听证范围之内，否则就会失去听证制度设立的意义。具体到税务行政处罚来说，“停止出口退税权”、“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的行政处罚要比单纯3万元以上罚款的处罚要严厉得多，对大中型出口企业来说，停止其几个月的出口退税权，可能意味着上百万、千万元的巨额损失。而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将会严重影响纳税人的生产经营，甚至会使纳税人因不能开具发票而失去商品销路导致关门歇业。由此可见，进一步扩大税务行政处罚的听证范围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依据，将“停止出口退税权”和“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纳入听证范围是完全行得通的。
（二）对《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许可证或者执照”的外延存在误解
《税务听证实施办法》并未将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纳入听证范围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属于《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的范围。理由是这个证书是税务机关依申请核发的，是允许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享有某种活动资格和能力的证明文件。纳税人取得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书，就意味着享有了领购、开具、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资格，可以凭增值税进项发票抵扣增值税销项税金，反之，如果没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书，就不能抵扣增值税销项税金，将导致纳税人多缴税款，最终影响到纳税人经济效益。但是否所有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都应当进行税务听证呢？笔者认为，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对全部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都进行税务听证，又会影响到税务行政效率。如果是对纳税人利益无影响的纳税人自身行为，例如，纳税人分立、合并、终止、注销而主动提出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申请的（实际上这已不是一种税务行政处罚，而是一种税务管理行为），就不必举行税务听证，如果是纳税人违反了有关涉税法律、法规和规章，税务机关凭职权单方面主动作出的行政处罚，就应当举行听证
（三）停止抵扣进项税额权与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停止出口退税权如出一辙，也应将其纳入听证范围
综上所述，根据目前税务行政处罚实践，本着兼顾行政效率和保障当事人利益的原则，税务行政处罚听证范围除较大数额罚款外，还应当包括停止出口退税权、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和停止抵扣进项税额权四种处罚种类。
二、关于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中的主持人
听证程序的实施质量如何，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听证主持人，他与程序公正紧密相关。如果听证主持人人选不当，势必影响到行政处罚结果的客观公正性。所以，听证主持人人选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正如美国学者伯纳德.施瓦茨所说，“由公正、超党派的审讯官员主持公正听证是行政裁决程序的精髓。如同法院的法官所作出的裁决一样，行政官员在听证中所作出的裁决也必须由公正、超党派的审讯官作出。如果审讯官或者行政机关受到法律的偏见和影响，那么行政裁决则是无效的”。[5]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听证主持人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这表明我国《行政处罚法》在听证主持人人选上确定了二项原则：职能分离原则和回避原则。基于《行政处罚法》的上述规定，《税务听证实施办法》规定，税务行政处罚的听证，由税务机关负责人指定非本案调查机构的人员主持。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税务行政处罚听证主持人范围较《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窄，《行政处罚法》强调的是“非本案调查人员”，与调查人员同一机构的其他人员可以作听证主持人；而税务听证主持人强调的是“非本案调查机构人员”。税务实践中，税务行政处罚听证往往由法制机构负责，而当调查人员是法制机构工作人员时，这就有违法之嫌。姑且不管上述区别，《行政处罚法》和《税务听证实施办法》都确定了这样的制度，即听证主持人由行政违法案件调查所在行政机关有关工作人员担任，换言之，《行政处罚法》与《税务听证实施办法》在主持人人选上实行的均不是彻底的完全职能分离，而仅仅是行政机关内部不同人员和不同工作部门的局部职能分离。由于实行局部职能分离，税务听证主持人与所属行政机关具有从属关系，他们的任命、提升和工作业绩完全由税务机关决定，没有独立地位，完全在税务机关长官指挥下行动，因此，税务听证主持人在实践上很难真正地独立自主，更不能达到国家税务总局所说的“超脱”地步。这样，税务听证主持人在其向税务机关提出的《听证报告》完全可能是税务机关长官意图，从而使税务听证程序流于形式，其结果是听证的公正性完全取决于税务机关长官的法学修养和法治意识的高低。此外，税务听证主持人一般为法制机构工作人员，他们与案件调查人员同属于一个税务机关，势必会造成在听证会举行前，与调查人员单方面接触，就案件进行反复磋商，形成先入为主，影响后来听证会的公正性。为了解决听证主持人有关问题，很多人认为，我国的听证制度可以借鉴美国的行政法官制度，即行政机关无权自由任命听证审理官（我国称为听证主持人），只能根据需要，从文官事务委员会所确立合格人员名单中选择任命若干听证审查官。文官事务委员会只从具有律师资格和某种行政工作经验的人选中，通过竞争考试认为合格后才录用为听证审理官。笔者认为，采取行政法官制度固然很好，但其成本太高，加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尚待改革，故不适应我国国情。为保障听证结果的公正性。笔者大胆认为，我国的仲裁制度已十分成熟，且仲裁员的法律素养普遍比较高，建议听证主持人可从仲裁员中选用，为此可以修改我国仲裁法，扩大仲裁的受案范围。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税务行政权的特殊性，仲裁员在对税务行政处罚听证案件主持后，不能形成最终裁决，只能向行政机关提交《听证报告》，并提出处罚建议。
三、关于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笔录
听证笔录是行政机关对听证过程所作的书面记录。该记录对行政决定的作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奥地利、德国、日本等国《行政程序法》规定，听证笔录是行政决定的唯一依据。例如，奥地利《普通程序法》第15第规定，听证笔录对听证过程与标的有充分的证据力，除非有相反的证明。《美国联邦程序法》第556条规定，听证笔录，证物以及在该程序中提出的全部文书和申请书是作出裁决的唯一案卷。这就是所谓的“案卷排他性原则”。“案卷排他性原则”是美国正式听证制度的核心。由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广泛影响，“案卷排他性原则”已成为听证笔录是行政处罚决定唯一依据的代名词。
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据本法第38条规定作出决定。可见《行政处罚法》对听证笔录的地位和作用并无明确规定。《税务听证实施办法》第18条规定，听证的全部活动，应当由记录员写成笔录，经听证主持人审阅并由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签名后，封卷上交税务机关负责人审阅。但对于听证笔录在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中应起何作用，也没有明确，这就产生了以下两个问题：听证笔录是税务行政处罚决定的唯一依据还是主要依据或者仅作参考？税务机关在听证之外又获得了新的有利证据该怎么办？如果说，听证笔录不是税务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唯一的依据，税务机关可以依据未在听证中出示的材料作出裁决的话，那么，听证程序也就成为税务机关实行法治的装饰品罢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就谈不上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此外，听证程序一般是在税务机关根据已掌握的证据和相关规定，将拟予以处罚的通知告知纳税人后，由纳税人提出书面听证申请才正式启动的，如果税务机关在听证后根据新证据作出裁决，那么由于该新证据未经当事人质证，当事人的意见可能未得到充分听取，将会根本上有悖于听证是“听取当事人意见”的内涵，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就可能失去公正、公平。同时也会变相剥夺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导致行政处罚行为不能成立。欣喜的是，于今年7月1日实施的《行政许可法》也基本上确立了听证笔录排他性规则。该法第48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完全应在现行的税务听证程序中加入“听证笔录排他性规则”。即在《税务听证实施办法》中增加这样的规定，“所有与认定案件主要事实有关的证据必须在听证中出示，并通过质证和辩论进行认定。税务机关不得以未经听证的证据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6]只有强调听证笔录的排他性规则，才能充分发挥听证制度在保障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权益方面的积极作用，防止税务机关“暗箱操作”，从而做到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公正、公平和公开。
四、关于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申请人范围
对于听证申请人范围的界定，《行政处罚法》没有明文规定。但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3条、24条、27条、30条和31条规定进行推论，听证申请人仅指当事人，而当事人是被事先告知将受到行政机关作出听证适用程序的行政处罚，并依法有权向该行政机关提出听证要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立法中已有规章采取了这种推论观点，例如，《四川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暂行规定》第13条就对当事人按上述推论进行了明确界定。伴着现代行政进程，行政关系中利害关系人的角色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当事人与案件存在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的角色是不固定、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出相互转换的趋势。[7]
听证申请人仅限于行政处罚当事人是否过于狭窄？在听证制度出现最早的美国，个人或者组织只要实质利益受到不利的影响，而且这种不利的影响的发生和行政决定的关系不是过分间接，就应允许受害人参加听证程序。所谓影响不以经济利益为限，包括非经济利益在内，有权参加行政裁决正式听证程序的人，不限于对行政决定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明显的当事人，也包括间接利害关系人，例如竞争者和消费者在内。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0条也有类似规定。在我国台湾地区，因程序之进行将影响第三人的权利或法律上利益者，行政机关得依职权或者依申请，通知其参加听证为第三人。[8]具体到税务行政处罚,利害关系人同样是广泛存在的。根据笔者税务实践，税务行政处罚上的利害关系人基于以下几种情形而存在：
（一）基于听证申请权的移转
例如，自然人甲是纳税人，因违法被税务机关处以罚款2000元，依法可以申请听证，但甲在听证申请期内死亡，甲的儿子乙是否有权利申请听证？对此，《税务听证实施办法》没有明确规定，由于甲乙二人具有利害关系（继承关系），根据听证的精神意蕴，甲的听证申请权可以移转至乙，乙完全可以成为听证申请人。
（二）基于民法上的利益关联
例如，丙和丁签定了一份购销合同，丙将付货款给丁，但由于丙税务违法，被行政机关处以较大数额罚款，这时，丙如果缴纳罚款将会不能支付货款从而影响到丁的合法权益，再设丙放弃听证申请权，是否丁可以代位丙行使听证申请权呢？笔者认为，虽然丁和税务机关没有直接构成税务行政法律关系，但由于税务机关对丙的处罚结果将会使丁的民事利益受到实际损失，换言之，丁与行政处罚案件的处理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税务行政处罚中的利害关系人，为了保护丁的正当利益，丁应当有权代位丙申请税务行政处罚听证。
（三）基于受害人的原因
例如，某纳税人将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给另一纳税人，另一纳税人不知道发票的真伪，属于善意取得该增值税专用发票，当某纳税人被税务机关查处后不申请听证，则另一纳税人则基于爱害人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利害关系人。
针对以上几种情形，也许有人说利害关系人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例如提起民事诉讼，但我们知道，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受损的原因是税务行政处罚行为，而非民事行为，为此，为利害关系人寻求行政法上的保护更能体现行政法治精神，符合听证程序“广泛听取意见”的精神意蕴。由于听证程序是“舶来品”，所以，笔者建议，我国立法部门在立法时，对西方的法治文明成果应充分吸收，不要只吸收其法治的形式，而失去法治的精神。

（作者单位：四川省南充市国税局政策法规处）


注释：
[1] 宋世杰主编：《中国行政法律制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18页。
[2] [3]马怀德：《论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载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宪法学、行政法学》,1998年第2期,第88页和第89页。
[4]参见交通部《交通行政处罚规定》第25条，该条规定，交通管理部门在做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证照、较大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案件调查人员应当记录在案。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听证。该条在列举听证范围时，没有“等”字。
[5]杨惠基：《试论听证主持人》，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54页。
[6]实际上，《劳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规定》第16条已有这样的规定。
[7]刘飞宇：《论听证当事人》,载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宪法学、行政法学》,2002年第6期，第48页。
[8]参见汪永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164页。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河南省畜牧业条例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９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４５号
　　《河南省畜牧业条例》已经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９日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２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７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畜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规范畜牧业生产、经营行为，维护畜牧业生产者、经营者、畜禽产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畜禽和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的生产、加工、经营、管理以及畜禽产品的检疫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畜牧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制定畜牧业发展规划，逐步提高对畜牧业投入的总体水平，加快畜牧业产业化进程，促进畜牧业发展。
　　各级财政支农资金应向畜牧业倾斜，每年在编制财政预算时应加大对畜牧业的投入。
　　第四条 建立开放、有序、公平竞争的畜牧市场体系。
　　鼓励境内外组织和个人到我省从事畜牧业科研、生产、加工、经营活动。
　　畜牧业科研、生产、加工、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五条 县级以上畜牧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畜牧业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助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做好畜牧业工作。
　　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畜牧业发展的组织、协调、服务等具体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基层畜牧兽医队伍建设和畜牧技术推广工作。
　　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有计划地对畜牧技术推广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县级以上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开展畜牧职业技能鉴定，逐步实行畜牧技术人员持证上岗。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发展畜牧业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养殖、加工与经营
　　第八条 推广科学养殖技术，改进分散养殖方式，发展适度规模养殖，提高专业化和集约化养殖水平。
　　畜禽养殖除规定的放牧区外，提倡圈养。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畜产品基地建设。鼓励龙头企业的发展，增强其辐射带动能力。引导龙头企业与养殖户建立稳定的利益关系，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
　　第十条 从事畜禽养殖的单位和个人使用饲料添加剂和兽药，国家和省有规定的，应按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使用。
　　饲养过程中禁止使用国家明令停用、禁用或淘汰的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和其他产品。
　　第十一条 饲养、经营畜禽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做好畜禽疫病计划免疫、预防工作，并接受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监测、监督。
　　种用、乳用畜禽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健康合格标准，取得县（市、区）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核发的种用、乳用动物健康合格证，并建立健康档案。农户自繁自用的种用畜禽除外。
　　第十二条 畜禽饲养场、屠宰厂（场）、肉类联合加工厂的选址、设计和建设，应当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动物防疫条件和相关要求。
　　第十三条 畜禽屠宰厂（场）、肉类联合加工厂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的水源，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二）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待宰间、屠宰间、急宰间、动物屠宰设备和无害化处理设施；
　　（三）有依法取得健康证明和资格证书的屠宰技术人员；
　　（四）有必要的肉品品质检验设备、冷藏设施、运载工具、消毒设施、消毒药品；
　　（五）有符合动物防疫法律、法规规定的防疫条件，并依法取得县以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颁发的动物防疫合格证；
　　（六）有健全的卫生管理制度；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四条 屠宰、加工、经营畜禽和畜禽产品的单位和个人，须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农民个人自宰自用生猪等畜禽的检疫，按照省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经检疫合格的畜禽、畜禽产品，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检疫证明，畜禽产品同时加盖或者加封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统一使用的验讫标志。
　　畜禽产品包装物应当符合动物防疫条件，包装物上应有按国务院畜牧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制的检疫合格标识。
　　经检疫不合格的畜禽、畜禽产品，由货主在动物检疫员监督下作防疫消毒和其他无害化处理；无法作无害化处理的，予以销毁。
　　第十五条 畜禽养殖用地应当依法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畜禽养殖场（户）可以依法通过转让、租赁、承包、入股、联营等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畜禽养殖用地按农用地管理；原来属于耕地的，用后必须进行复垦。
　　第十六条 省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拟定地方畜禽品种标准和畜禽产品质量标准，由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审定、发布。
　　县级以上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畜禽质量监测，做好畜禽及其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畜牧业科研、畜禽品种改良、动物防疫、检疫、质量监测监督、技术推广等基础设施建设。
　　第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应设立动物防疫和畜禽良种繁育推广专项资金，用于动物防疫和畜禽新品种的培育、引进、繁育、推广。专项资金应专款专用，不得截留和挪用。
第三章 种畜种禽
　　第十九条 对畜禽品种资源实行分级保护。省级畜禽品种保护名录由省畜牧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公布，报国务院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省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建立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区（场）、基因库和测定站，对濒危地方良种实行特别保护，鼓励采用现代生物技术进行保种。
　　省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畜禽品种资源定期组织调查，建立畜禽品种档案，制定保护措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畜禽品种资源的普查、鉴定、保护、培育和利用，应当给予扶持。
　　第二十条 省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畜禽品种资源分布、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制定良种繁育体系规划。鼓励引进、选育和推广优良畜禽品种，加快畜禽良种的繁育，提高良种覆盖率和畜禽品种质量。
　　第二十一条 省畜禽品种审定委员会负责本省的畜禽新品种的审定工作。经省畜禽品种审定委员会评审合格的畜禽新品种，报省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颁发品种证书。省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于批准之日起十五日内予以公布，并报国务院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经过批准公布的畜禽品种，方可推广。
　　第二十二条 种畜禽生产和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生产经营种畜禽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到县级以上畜牧行政主管部门申领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凭许可证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营业。
　　申请生产、经营种畜禽的单位和个人，符合下列条件的，方可发给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一）符合全省良种繁育体系规划的布局要求；
　　（二）所用种畜禽合格，来源符合规定要求，并达到规定数量；
　　（三）有相应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
　　（四）具有与生产经营的种畜禽相适应的资金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五）有相应的育种、制种、防疫设施；
　　（六）有相应的育种资料和记录；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已经审批的种畜禽场在异地建立分场的，必须向分场所在地畜牧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审批。
　　第二十三条 种畜禽生产和经营许可证按以下程序发放：
　　（一）原种（纯系）场、曾祖代场、种公牛站、国家重点种畜禽场和生产经营胚胎或其他遗传材料的单位的许可证，由申请人向省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于三十日内审核完毕，报国务院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发证；
　　（二）祖代场的许可证，由申请人向省辖市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辖市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于十五日内提出意见，报省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发证，省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于二十日内进行审核并作出是否发证的决定；
　　（三）父母代场的许可证，由申请人向省辖市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辖市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于二十日内进行审核并作出是否发证的决定；
　　（四）单纯从事种畜禽经营和孵化的许可证，由申请人向县（市、区）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县（市、区）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于十日内进行审核并作出是否发证的决定；
　　在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内变更生产经营范围的，必须向原发证机关申报办理变更手续。发证机关自接到变更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应当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第二十四条 实行种畜禽质量监督制度。省畜牧行政主管部门要逐步建立和完善种畜禽质量监督监测体系，加强种畜禽质量管理和监督检查。经监测达不到种畜禽质量标准的，由省畜牧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公告，并责令停止生产和经营。
　　第二十五条 销售种畜禽时，不得有以下行为：
　　（一）以该品种冒充其他品种；
　　（二）以低代次冒充高代次；
　　（三）以商品畜禽冒充种畜禽。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以种畜禽销售：
　　（一）未取得品种证书的；
　　（二）达不到品种标准的；
　　（三）未附具种畜禽合格证、种畜系谱的；
　　（四）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或经检疫不合格的。
　　第二十六条 凡申请进出口种畜禽的，必须经省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报国务院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章　饲料与饲料添加剂
　　第二十七条　对从事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的企业实行许可证制度。对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实行批准文号管理。
　　第二十八条　禁止生产、经营国家明令停用、禁用、淘汰的以及未经审定公布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禁止经营无生产许可证、产品批准文号、产品质量合格证、产品质量标准、产品标签的以及失效、霉变或超过保质期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第二十九条　从事饲料、饲料添加剂质量检验的机构，应经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省畜牧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承担饲料、饲料添加剂产品质量检验工作。
　　第三十条　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一年内对同一饲料、饲料添加剂产品不得重复抽查。
　　因饲料、饲料添加剂质量发生争议申请检验的，应到具有检验资格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检验费用由争议双方协商确定或由责任方承担。
　　第三十一条　饲料、饲料添加剂应当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进行生产。没有以上标准的，生产企业应当制定企业标准，并报省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
　　第三十二条　饲料、饲料添加剂企业应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饲料标签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三条　禁止对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作预防或者治疗动物疾病的说明或宣传。
　　第三十四条　鼓励和扶持开发饲料资源。大力提倡利用农作物秸秆等进行养殖，扩大牧草、饲料作物种植面积。
　　第三十五条　加强草地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禁止开垦、破坏、污染草地，已开垦的必须退耕还草，已破坏的限期恢复，已造成污染的限期治理恢复。
　　牧草种子的管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规定执行。
第五章　兽药
　　第三十六条　兽药生产和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许可证的办理，按照国务院《兽药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兽药经营单位，必须具有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药剂士、兽医技术人员。
　　第三十八条　兽用生物制品由县以上动物防疫机构供应，跨省订购和进口兽用生物制品由省动物防疫机构负责组织。
　　第三十九条　兽用新生物制品的研究、中试、区域试验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辖区内生产、经营的兽药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对畜禽产品的药物残留实施监控，必要时可以抽取样品进行检验。
　　各级兽药监察机构应当具备国家和省规定的检验条件，并通过省以上畜牧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资格认证。
　　第四十一条　禁止生产、经营假劣兽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假兽药：
　　（一）以非兽药冒充兽药；
　　（二）兽药所含成份的种类、名称与国家标准、专业标准或地方标准不符合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劣兽药：
　　（一）兽药成份含量与国家标准、专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规定不符合的；
　　（二）超过有效期的；
　　（三）因变质不能药用的；
　　（四）因被污染不能药用的；
　　（五）其他与兽药标准规定不符合，但不属于假兽药的。
　　禁止生产、经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兽药：
　　（一）未取得批准文号的；
　　（二）国务院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明文规定禁止使用的。
　　第四十二条　生产饲料药物添加剂的单位必须按兽药管理规定报省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畜牧业法律、行政法规和本条例的行为，畜牧法律、行政法规有处罚规定的，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依法予以处罚。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销售种畜禽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违法所得二至三倍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由县级以上畜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违法所得二倍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给购买者造成损失的，应依法赔偿。
　　第四十五条　对未取得饲料产品批准文号的，由县级以上畜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并限期补办。
　　第四十六条　在饲养过程中使用禁用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等违禁产品的，由县级以上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并销毁禁用产品；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依照《兽药管理条例》规定并处罚款的，按下列标准执行：
　　（一）对生产销售假兽药的，可并处违法所得二至三倍的罚款；
　　（二）对生产销售劣兽药的，可并处违法所得一至二倍的罚款；
　　（三）未取得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兽药的，可并处违法所得二至三倍罚款。
　　第四十八条　擅自进行兽用新生物制品区域试验的，由省畜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尚未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２年３月１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