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人民政府


河北省契税实施办法

(2002年9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02〕第14号公布 根据2005年9月3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05〕第9号修订)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
称《细则》)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承受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单位和个人为契税的纳税人，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缴纳契税。


本办法所称承受，是指以受让、购买、受赠、交换等方式取得土地、房屋权属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土地、房屋权属是指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土地、房屋权属转移是指下列行为：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即土地使用者向国家交付土地使用权出让费用，国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让予土地
使用者的行为。


(二)土地使用权转让。即土地使用者以出售、赠与、交换或者其他方式将土地使用权转移给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行为，不包
括农场、林场内部国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移。


(三)房屋(包括在建房屋)买卖、赠与、交换。房屋买卖是指房屋所有者将其房屋出售，由承受者交付货币、实物、无形
资产或者其他经济利益的行为。房屋赠与是指房屋所有者将其房屋无偿转让给受赠者的行为。房屋交换是指房屋所有者之间相互
交换房屋的行为。


第四条契税征收机关为土地、房屋所在地的各级财政部门。


第五条土地、房屋权属以下列方式转移的，视同土地使用权转让、房屋买卖或者房屋赠与，征收契税：


(一)以土地、房屋权属作价投资、入股。


(二)以土地、房屋权属抵债。


(三)以获奖方式承受土地、房屋权属。


(四)以预购方式或者预付集资款方式承受土地、房屋权属。


第六条契税税率为百分之四。但是，个人购买自用普通住房的，税率为百分之三。


国家另有规定的，按规定执行。


第七条契税的计税依据是：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使用权出售、房屋买卖，为成交价格。


(二)土地使用权赠与、房屋赠与由契税征收机关参照土地使用权出售、房屋买卖的市场价格或者评估价格核定。


(三)土地使用权交换、房屋交换、土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之间相互交换，为所交换的土地使用权、房屋价格的差额，由
多支付货币、实物、无形资产或者其他经济利益的一方缴纳契税。交换价格相等的，免征契税。


(四)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经批准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由房地产转让者补交契税。其计税依据为补交的土地使用权
出让费用或者土地收益。


本办法所称成交价格，是指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确定的价格，包括承受者支付的货币、实物、无形资产或者其他经济利
益。成交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并无正当理由的，契税征收机关可以参照评估价格或者市场价格进行核定。


契税征收机关可以委托房地产估价机构对土地、房屋权属承受者所承受的土地、房屋价格进行评估。


第八条契税应纳税额，根据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计税依据和税率计算征收。应纳税额计算公式是：


应纳税额＝计税依据×税率


应纳税额以人民币计算。转移土地、房屋权属以外汇结算的，按照纳税义务发生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率中
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


第九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减征或者免征契税：


(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事单位承受土地、房屋直接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及军事设施的，免征契税。


用于办公的，是指办公室(楼)、公用仓库、车库、职工食堂等直接用于办公或者直接为办公服务的土地、房屋。


用于教学的，是指教室(教学楼)、图书馆、操场、食堂、学生宿舍、办公室、校内实习场地等直接为教学服务的土地、房
屋。


用于医疗的，是指门诊、病房等直接用于医疗的土地、房屋。


用于科研的，是指科学试验场所、库房等直接为科研服务的土地、房屋。


用于军事设施的，是指地上和地下军事指挥作战工程；军用机场、港口、码头；军用库房、营区、训练场、试验场；军用通
信、导航、观测台站以及其他直接用于军事设施的土地、房屋。


(二)城镇职工按规定第一次购买公有住房，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在国家规定标准面积以内的，免征契税。超过国家
规定标准面积的部分，应当按照规定缴纳契税。


(三)纳税人用国家征用、占用其土地、房屋的补偿费、安置费，重新承受土地、房屋权属的，其重置价格没有超过土地、
房屋补偿费、安置费的，免征契税；超出补偿费、安置费的部分应当缴纳契税。


(四)因不可抗力灭失住房而重新购买住房的，准予减征或者免征契税。


(五)纳税人承受荒山、荒坡、荒丘、荒滩土地使用权，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免征契税。


(六)依照我国有关法律以及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双边、多边条约(协定)的规定，应当予以免税的外国驻我省领事馆、联
合国驻华机构及其外交代表、领事官员和其他外交人员承受土地、房屋的，经外交部确认，可以免征契税。


(七)国家规定的其他减征、免征契税的项目。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民办学校，比照国办全日制学校直接为教
学服务的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免征契税。


第十条纳税人符合减征或者免征规定的，应当自签订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之日起十日内，向土地、房屋所在地的
契税征收机关申请办理减征或者免征契税手续。


法律、法规、规章未明确规定减征、免征的项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减免。


第十一条对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减免税，由纳税人提出减免申请，计税金额不足五千万元的，报县级契税征收机
关批准；计税金额五千万元以上、不足一亿元的，报设区的市契税征收机关批准；计税金额一亿元以上的，报省契税征收机关批
准。契税征收机关应当自批准之日起三十日内报上一级契税征收机关备案。


第十二条契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签订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的当日，或者纳税人取得其他具有土地、房屋权
属转移合同效力的契约、协议、合约、单据、确认书等凭证的当日。


第十三条纳税人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十日内，向土地、房屋所在地的契税征收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在契税征收
机关规定的期限内缴纳税款。超过纳税期限的，契税征收机关应当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加收滞纳金。


纳税人因特殊困难，不能按契税征收机关规定的纳税期限缴纳税款的，由纳税人提出缓缴申请，报省契税征收机关批准，可
以延期缴纳应交的税款，但最长不超过三个月。对经批准延期缴纳税款的纳税人不加收滞纳金。


第十四条契税征收机关进行纳税鉴定应当查验纳税人前手契税完税凭证，未缴纳契税的，应当由土地出让人、房屋出售
人先补缴税款。


第十五条纳税人因改变土地、房屋用途应当补缴已经减征、免征契税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改变有关土地、房屋用
途的当日。


第十六条契税征收机关在纳税人办理纳税事宜后，应当及时向纳税人开具由省契税征收机关统一印制的契税完税凭证，并
在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上加盖契税征收机关印章予以确认。


第十七条纳税人应当持契税完税凭证或者减征、免征手续到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土
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有关土地、房屋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时，纳税人未出具契税完税凭证和加盖契税征收机关印章的土
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的，不得办理有关土地、房屋的权属变更
登记手续。


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应当向契税征收机关提供有关资料，并协助契税征收机关依法征收契税。


第十八条纳税人已缴纳契税，但未履行所签订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申请退税的，经契税征收机关审核确认后，准予
退税。


第十九条契税征收机关可以对契税的纳税人依法实施稽查，纳税人应当提供账簿、纳税记录、交易手续等有关资料，有
偷、逃、欠税行为的，由契税征收机关追缴其欠缴的税款、滞纳金；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契税的征收管理，依照《条例》、《细则》和本办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本办法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的适用范围
　　　　　　　　　　　　　　　　　　　　　——兼论虚假诉讼的责任追究途径

　　　　　　　　　　　　　　◇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 刚


为遏制司法实践中频现的恶意诉讼、虚假诉讼，以及对横遭此类诉讼侵害的第三人进行更为有效的权利救济，2012年修改民事诉讼法增加了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制度，即“前两款规定（指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前两款）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从比较法上考察，同谓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制度，法国法是基于其特有的既判力制度而为保障第三人权益所设，台湾地区是因实施新的诉讼告知制度而为了协调判决效力扩张与第三人程序权保障之关系而设——二者都涉及判决效力扩张制度，而我们的设置目的则是遏制恶意诉讼、虚假诉讼以保护第三人利益，与前二者有所不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制度仅为一款，过于简单，由此可能出现较多法律漏洞和一些矛盾，影响其适用，进而难以实现立法目的。这些漏洞与矛盾需要在司法解释中予以弥补和解决。

众所周知，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三人有两种：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因此，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的适格原告仅指上述两种法定类型第三人。

一

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很难适用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首先，通说以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以对本案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为适格要件，其不仅与本案的诉讼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且本案的诉讼结果也已经预设“损害其民事权益”。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倘若参加本案诉讼，因不会发生法律所定“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之情形，对其当然不应适用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倘若未参加本案诉讼，对其也不适用该诉讼，原因：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不属于本案当事人，按照既判力相对性原则，如果其没有参加本案诉讼，本案确定判决之法律效力不得对之及于；而本案诉讼结果“损害其民事权益”时，其有权以本案当事人为共同被告或其中一人为被告，另行提起诉讼寻求司法救济，即：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虽名义上为第三人，而实质上是以原告之诉讼地位对本案原被告提起共同诉讼，法律已对其权利救济和诉讼地位有制度性预设。我国民事诉讼贯彻处分原则、辩论原则，法律上并无强制有独立请求权人参加本案诉讼之要求，此系民事诉讼法理上之定说。但民事诉讼法以“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并“损害其民事权益”为要件，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以提起撤销本诉确定判决诉讼方式另设权利救济之途径，则有涉强制诉讼之意味。简言之，倘若承认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否参加本案诉讼属于其自由，则不存在“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之说。一言以蔽之，另设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制度以对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进行权利救济，将使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之意义受到否定，两种制度并行成立，将使法律适用者无所适从。

其次，有观点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起第三人撤销判决之诉讼，有利于纠纷之解决，其方法胜于另行起诉。然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原本就属于另行诉讼之一种，与另行诉讼之提起相比，何来便宜不便宜之说。况且，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以推翻确定判决确定力（既判力）为目的，而确定判决之推翻，得以再审事由所定范围为限。于再审事由之外另开推翻确定判决之事由，其做法值得商榷。

第三，从立法例上看，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的原告仅限于从参加诉讼第三人（相当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而主参加诉讼第三人（相当于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则不具适格。并且，法国民事诉讼法和台湾民事诉讼法皆规定，第三人于无其他救济途径情形下方可利用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

二

对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适用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的范围也极其有限。

关于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现行民事诉讼法采本人申请和职权诉讼告知（通知）两种方式，当然也包括因当事人申请而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实施的诉讼告知。在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已受诉讼告知或本人申请参加诉讼的情形下，对其当然排除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之适用，此乃法律明文规定。在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未受诉讼告知或“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且本案的诉讼结果“损害其民事权益”情形下，该当可以对其适用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但此种情形于现行法上很难成立，因为现行民事诉讼法本着便于人民进行诉讼之原则，在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设计上采用了有别于其他立法例的特有规定，即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可以直接判决承担民事实体责任。而为了保护承担民事实体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之诉讼权利，民事诉讼法规定，于此情形下其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人民法院应当对之提供程序保障。退一步而言，即使人民法院因工作失误，没有对承担民事实体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权利提供同于当事人之程序保障，即未依职权进行诉讼告知或基于其他原因导致其“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也应当向承担民事实体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送达本案判决书，于此情形下，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仍有通过上诉要求变更或撤销于其不利判决之机会；纵然法院未向承担民事实体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送达判决书，导致上诉期间届满又判决得以确定，其还可通过再审程序或审判监督程序寻得权利救济，此乃法律之明文规定。而如同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所遇到的情形一样，多种救济途径的并行，也同样可能导致法律适用者的困惑。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明确：民事诉讼法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提起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须以“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为条件，这里的“有证据证明”究竟是要达到“证明”的标准还是“释明”的标准，对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能否提起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至关重要，如果标准为“证明”，则在一般当事人诉讼辩论能力普遍低下的现实背景下，极其困难；如果是“释明”，则较为合理——这个标准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

三

根据立法者和学界列举的恶意诉讼、虚假诉讼情形所示，拟以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制度保护的第三人，似乎不是具备法定第三人适格的“第三人”，即不是对判决结果在法律上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而是对判决结果有事实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事实上，对于恶意诉讼或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追究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立法问题，而是一个执法及法律适用问题。现有的理论、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已经证明，对于恶意诉讼现象的处理，并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对恶意诉讼行为不依法予以追究的原因来自多个方面，而前一时期恶意诉讼现象泛滥正是长期放纵的结果。因此，只要本着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法治精神，就可以依据现行法律遏制和处理恶意诉讼行为。

当然，对于利用民事诉讼之合法形式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之恶意诉讼、虚假诉讼，还应当重点考虑采用扩大侵权行为法的解释及请求权范围，以及扩大刑法相关罪名及条文的解释，以对之追究法律责任。在此，不建议将“恶意诉讼”和“虚假诉讼”之类的概念写入民事诉讼法或下一步的司法解释，这是因为对恶意诉讼概念的解释具有多样性，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民法不太可能为恶意诉讼行为专设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恶意诉讼损害赔偿请求权）我国刑法也不太可能为恶意诉讼罪专设罪名。作为当下的对策，可以考虑采用刑法解释和民法解释的方法追究恶意诉讼行为的法律责任。

另外，在学理上有必要对恶意诉讼行为的法律责任追究问题展开讨论。由于民法和刑法缺乏相关规定，立法者可以考虑采用“搭便车”方式，通过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修改，扩大侵权行为法的解释及请求权范围，扩大刑法相关罪名及条文的解释——这当然需要民法学界、刑法学者以及检察机关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