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结果

张家珍 都学敏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最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第六、七项，在《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的宣告无罪和有罪的判决结果之外，又规定了对“被告人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和“被告人是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后果，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笔者认为《解释》在《刑诉法》规定的“有罪”和“无罪”的判决结果之外，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结果是欠妥的。
“宣告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结果，在法理上造成“犯罪”与“刑事责任”的混淆。犯罪和刑事责任具有密切的联系，犯罪是刑事责任的前提，刑事责任是犯罪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刑事责任紧随犯罪的发生而产生，没有犯罪便不存在刑事责任问题；犯罪与否是应否负刑事责任的根据，刑事责任随罪而定，有罪则应负刑事责任，无罪则无刑事责任可言。尽管从不负刑事责任可以推断出行为本身就是无罪的，但“无罪”与“不负刑事责任”的内涵和外延是不同的，“犯罪”与“不负刑事责任”不能相互替代，因为“犯罪”和“刑事责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犯罪”和“刑事责任”的概念和区别无须赘述。我国刑法典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或不能辨认、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自然人，不具备犯罪主体资格，无论实施了多么严重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均不构成犯罪。还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自然人，实施了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所列举的八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构成犯罪，而实施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根据罪行法定原则不够成犯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是犯罪主体适格的法定必备要件，刑事诉讼中查明被告人不满刑事责任年龄或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其危害社会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应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而不应宣告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
“宣告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结果，在实践中背离刑事判决书的司法评定作用和社会价值取向。刑事判决书是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或自诉人提起自诉的刑事案件，按照诉讼法的规定程序审理终结后，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法律规定，确认被告人有罪或无罪、构成何种罪名、承担何种刑事责任而作出的书面决定。判决结果是判决书经过分析、论理后得出的最后结论，也是控、辩、审三方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共同追求的目标。刑事诉讼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有罪则定罪量刑惩罚犯罪，和无罪则宣告无罪两种判决结果。而“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结果，对控辩双方主张的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未作出肯定与否定的答复，误导人们认为，刑事诉讼就是你控你的、他辩他的、我判我的。判决书的这种判决结果，既未达到定罪量刑惩罚犯罪的目的，也未满足宣告无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要求。同时，这种判决结果，不利于社会公众对被告人行为的正确评价。基于审判公开的原则，人民法院对具体案件的处理结果须向社会公开，表述明确、严谨的判决是社会公众正确评价被告人行为性质的最合适的方式。刑事判决书在判决结果中直接表述为：“某某犯某罪，判处有期徒刑xx年”，或直接表述为“某某无罪”，对普通公众而言，是任何人都可以理解和作出正确评价的。但判决结果中直接表述为“某某不负刑事责任”，普通公众可能由于对刑事责任这一概念的不理解或不正确理解而无法作出评价或无法作出正确评价。
《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第六、七项规定的不满刑事责任年龄和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两种情形，实质上是属于无罪的情形。所以，建议将“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结果，改为宣告“无罪”的判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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